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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背景下诚信道德建设刍议(作者:张道远)

【字体: 】【2015/8/3】 【作者/来源 伊老师】 【阅读: 次】 【关 闭
 
摘要:诚信作为道德规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它是人类社会古老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是党和政府一直传承和弘扬的道德要求。然而,诚信缺失事件的不断出现引发了人们对诚信道德问题的广泛关注。不少人存在着对传统诚信道德文化认识上的偏颇,对党和政府重视诚信道德建设及取得成绩的漠视,对现实诚信道德整体现状判断悲观的现象。文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性分析和正确认识诚信道德问题,并积极探寻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期人们正确认识诚信道德现状。
关键词:依法治国;诚信道德建设;刍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1]。道德与法律是调节人们思想行为、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共同服务于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诚实守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弘扬,又是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实践的正确反映。然而,在我国现实社会转型期,随着近年来一些领域、一些人群中失信事件的频发及公众对社会诚信度评价的走低,由诚信缺失引发的诚信道德问题成为人们持续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在看到多数人能够理性分析和判断的同时,也存在着部分人对传统诚信道德文化认识上的偏颇,对党和政府重视道德建设及取得成绩的漠视,对现实诚信道德整体现状判断的悲观。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分析诚信道德问题并积极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期人们正确认识诚信道德现状,对加强诚信道德和法治建设有所启示。
 
一、“诚信”这一中华传统美德不能丢
 
        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加强诚信道德建设的基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2]。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教授认为,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总的来说,‘仁、义、礼、智、信’中提倡的‘五常’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值得我们大力弘扬。”“在‘五常’中,只有‘信’是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它强调每一个人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是平等的,是相互之间都应当遵守的。”[3] 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华民族传统诚信道德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儒道墨法多家并存,且理念常常相左,但都将诚信作为共举的道德标准。“信”作为“五常”中的道德范畴之一,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探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以“诚”为真实无妄的本然之道,追求天人一致。《礼记·中庸》有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意在要求人们遵循客观的天道,按照人的本质去生活、行动,时刻以诚信为念,思行天道之诚,使天然的德性转化为自然的行为。(二)以“诚信”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追求内在诚实与外在守信的统一。许慎在《说文·言部》中说:“诚,信也;信,诚也。”。“诚”是人的内心真实,“信”是“外信于人”的行为。“诚”是“信”的根基,“信”是“诚”的外在体现,即要以“诚”为本,取“信”于人,二者互为贯通,互为表里。(三)“诚信”乃立身、立国、立商之本。《论语·为政》中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学而》倡导:“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做人、诚信相交是人生存于世的根本道德准则。为政者,取信于民,才能无所而不为,“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攘己也。”“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只有为政者讲诚信,法律制度才可能全面贯彻执行。经商奉行诚信,则可赢得官府百姓的信任。“贾民禁伪而除诈”、“古者通商物不豫”、“以礼则工商不豫”,表明信用无欺经商之道不仅是必须遵守的商业伦理,而且能够给经商者带来好处,实现促进流通,利贾利民。《吕氏春秋·贵信》篇总结道:“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事,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幽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为信乎!”。可见,诚信之德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究信用,遵守诺言,是立身、立商、立国之根本。中国古代为我们留下宝贵的诚信道德文化资源,应该倍加珍惜而积极学习借鉴。
 
二、党对诚信道德建设的重视及取得的成果不能忘
 
        我党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并把诚实守信作为重点内容。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都能“结合时代条件、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提出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坚持不懈推进文化建设,有力推动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4]毛泽东要求党员和领导干部讲诚信、守信用,起表率作用,他指出“对同志、对战士、对人民,要讲老实话,是则是,非则非。”[5] “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6]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7]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分别通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个决议,都强调了“诚实守信”的道德建设规范。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明确把“明礼诚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把“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作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切实“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党的十八大强调,“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党对诚信道德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考察道德现象,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由于我们党历来重视诚信道德建设,所以,当前我国包括诚信在内的道德状况的主流是发展进步的[8]。这样的判断和分析符合我国当前社会实际状况,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社会道德建设领域大大拓展,社会道德榜样的层次愈加丰富多样,道德理论发展进步,在总体上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同向的。[9]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用先进的道德思想武装人,以高尚的道德精神激励人,以优秀的道德榜样引导人,取得了诚信道德建设的积极成果。各个地区、各行各业、各类人群都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时代特征的诚信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从“当代雷锋”郭明义、庄仕华,到“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从 “诚信致富”的王乐义、“诚信经商”的尚金锁,到 “诚信建房”的范玉恕、“诚信报国”的王一硕;从“廉洁履职”的杨善洲、“两袖清风”的刘金国,到“践行信念”的沈浩、“人民的贴心人”牛玉儒,从冰雪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雅安地震,到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南京青奥会的志愿者和英模群体等,都“以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诠释了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以对亲人的爱、对国家的忠、对事业的诚来践行和见证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伟大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中国革命道德传统,印证社会主义道德的丰富内涵,体现改革开放的时代风范,”[10]为引领社会诚信道德风尚、弘扬社会正气起到了示范和表率作用,奠定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和伟大复兴的基石。
 
三、诚信道德缺失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容回避
 
        看不到30多年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成绩和主流,就会丧失信心,是错误的;看不到当前存在的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同样是危险的。[11]由于道德发展的滞后性、体制机制不完善、法治和德治不完全相适应及社会舆论放大效应等原因的影响,[12]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的现象。在政务领域,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政策多变、有法不依、不守承诺、暗箱操作等,一些干部,特别是部分领导干部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在商务领域,表现为部分企业及商家的不守信用、不讲信誉、违约欺诈、制假售假、坑蒙拐骗、虚假宣传、财务信息严重失真等。在司法领域,表现为个别司法人员的刑讯逼供、司法不公等。在社会生活领域,个体方面表现为假学历、假履历、考试作弊、欠贷不还、偷税漏税、假医假药等,公共生活方面表现为少数人的见危不救、见恶不忿、见弱不帮、见苦不悯等,公共服务方面表现为食品行业的“瘦肉精”、“毒奶粉”、“地沟油”等,建筑行业中的“桥垮垮”、“楼脆脆”等,教育领域个别人的论文抄袭、成果剽窃、买卖文凭、沽名钓誉等,医疗卫生领域个别医生小病大看、小病大药方、“红包”盛行等。各类诚信道德缺失案例频发多发,不断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拷问着人们的道德良知,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
        针对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恶性事件,温家宝曾严厉指出:“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13]由诚信缺失导致的道德失范,侵蚀着个人、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的肌体。其后果非常严重。
(一)严重影响着公民对社会诚信度的评价。2011年7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开展的“2011中国人信用大调查”显示:公众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不乐观,超六成(65.7%)受访者认为,近十年来中国社会诚信度整体下滑。[14]2011年2月,《瞭望》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对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五个城市进行的社会诚信状况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对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状况总体评价较低,仅有4.8%的被访者评价“好”,47.8%评价“一般”,而认为“差”和“很差”的占46.6%。2009年,《小康》杂志联合新浪网对我国“诚信小康”状况进行的抽样调查、《人民论坛》所作的“千人问卷”调查、2010年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调查,都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15]虽然这些数据属于样本调查,不能全面准确反映社会诚信的总体状况,但诚信缺失问题日益凸显却是不争的事实。假话不信,真话受质疑,成为一种不良的社会心态,严重影响着国家发展的良好社会基础。
(二)政务失信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据新华网诚信调查显示,公众认为“目前最需要提高哪方面的诚信”中,“政务诚信”占到59.9%,加上“司法公信”21.3%的比例,对提高整个政府诚信的比例超过八成。政府既是社会信用的制定者、执行者、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引导者、监督者、践行者,政务诚信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处于关键与核心地位,直接影响着商务诚信、社会诚信,政府诚信水平的高低关系到社会诚信道德的整体运行过程。然而,从“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到“7·20”、“7·25”恩施州建始县不作为、乱作为事件;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反正我信了”,到建始县经信局副局长“砍村民药材树谁说赔钱”;从郭美美微博炫富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舆论漩涡中心,到会理官员“悬浮”事件等的出现,一次次将政务诚信推上社会舆论和公众关注的风口浪尖,直接拷问着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各种不信任情绪的累积,最后都可能会引向对政府的怀疑。因此,政务失信不仅给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带来负面影响,更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严重影响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
(三)商务失信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其中因产品质量低劣、制假售假、合同欺诈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诚信经济、信用经济。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石,“诚信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16]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随着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往层次和交换频率的迅速扩大,信用作为一切交易活动的基础,必然要求被人们认同和遵守。只有交易双方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承诺和践诺,才能使双方无须付现即可获得商品、服务和货币,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诚信的缺失,一方面造成交易主体不被对方信任,限制交易主体自身发展,另一方面为防范交易风险被迫增加交易成本,使得经济活动萎缩,经营效率低下,甚至企业破产。最重要的是造成了社会信用链条的中断和损害,破坏了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规则。
(四)社会失信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社会诚信缺失造成人们之间互不信任相互提防,使得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变得更加困难,对他人的同情、关心和帮助也变得更加不易。更为严重的是,失信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使得许多诚实守信的人利益受到损害,认为“老实人吃亏”的思想占了主导,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加大,道德水平下降。同时,诚信作为社会有序发展和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必然要求被人们遵守和认同,一旦诚信不彰,社会上便会坑蒙拐骗盛行,欺诈造假成风,最终必然使民众对社会和政府失去基本的信心和信任,导致社会的和谐稳定运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些法律工作者不无忧虑的指出:“在一个不讲诚信的社会,守信者遭受损失,劣币驱逐良币,驱使很多讲诚信的‘好人’变成了‘坏人’,人们从不敢诚信、不能诚信发展到最后不愿诚信,很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 [17]
(五)诚信缺失严重影响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道德是文化的灵魂,诚信是社会的良心。诚信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和根本。只有人人讲诚信、社会重诚信,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才不致成为空中楼阁。良好的社会信用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是每个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成员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反之,如果诚信缺失、不讲信用,不仅危害经济社会发展,破坏市场和社会秩序,而且损害社会公正,损害群众利益,妨碍民族和社会文明进步,更谈不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了。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一体化逐渐加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的特殊背景下,切实加强诚信建设,以先进文化引领经济政治建设,有利于公平正义的回归和社会的和谐。
 
四、加强诚信道德和法治建设刻不容缓
 
        顺应国人之期盼,关注民生之需要,实现文化强国和依法治国之目标,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切实“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18]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19]正视诚信道德问题,推进诚信道德建设,构筑社会诚信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加强诚信道德的宣传教育
        教育升华思想,思想引导行为。要通过思想教育,引导人们把诚信道德转化为内心信念、信仰。要充分认识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把诚信道德教育作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要像重视经济建设、法制建设一样高度重视诚信道德教育。要加强中华优秀道德文化传统和党的革命道德传统的教育,加强新时期诚信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的宣传教育,普及诚信文化和诚信知识,培育道德主体的诚信意识和诚信素养,增强诚信道德自觉和自信;加强对社会精英重点人群的诚信道德教育,把党员干部、公务员队伍、富裕阶层和文化科技精英等作为诚信道德教育的重点,发挥他们的标杆和示范作用。通过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诚信教育,在全社会努力形成“人人知诚信、人人讲诚信、人人行诚信”的良好道德环境。
(二)加强法治建设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要以社会成员信用信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建立各类企业、组织、个人的诚信信息的征集和公开机制,建立统一集中或政府、行业、信用中介机构三个层次的资信数据库,及时有效地向全社会提供和发布信用信息。建立从业人员的信用档案,形成一个动态评估体系,向媒体公布个人的诚信情况,个人信用档案与银行、信贷、工商、税务等单位进行“资源共享”,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建设社会信用中介组织,支持科学治理、依法经营、有市场公信力的持牌信用服务机构开发信用产品,发挥专业优势,细分信用市场,强化营销服务,满足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的信用服务需求。鼓励社会各界使用、引导信用服务需求,共建社会信用环境,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市场,通过整合工商、质监、财政、税务、审计、司法和银行等系统的各类信息,建立以互联互通的信用资料数据库为基础的公共信息平台。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通过对诚信者的社会褒扬和对失信者的舆论谴责,促进社会形成良好的诚信氛围。
(三)发挥政务诚信建设的关键作用
        政务诚信对其他社会主体诚信发挥着重要的表率和导向作用。政府守信践诺,企业才会履行契约,民众才会“不令而行”;政务缺乏公信力,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便举步维艰,民众、法人也难免“虽令不从”。 [20]打造诚信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力,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行为主体,一要坚持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二要恪尽职守,用心谋事,用情做事,用力成事,不回避矛盾,不推过揽功;三要清正廉洁,珍惜名誉,靠诚信赢得民心;四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做诚实守信的表率,为群众树立榜样;五要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增加透明度,避免行政垄断和暗箱操作。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努力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带动和推进其它领域的诚信建设。
(四)发挥商务诚信建设的主体作用
        商务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晴雨表,随时反映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商务诚信问题更易于为社会大众和新闻媒体所关注,也成为人们评价整个社会诚信水平的重要依据。因此,加强商务诚信建设,要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评价制度。一是要引导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信用平台。政府应充分响应企业或行业协会的要求,制定各种奖优罚劣的政策,引导行业协会按照政府的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搭建有效率的行业信用平台。二是要建立企业信用评价制度和惩戒制度。建立健全对企业、担保机构、金融市场产品的信用评级制度,对信用等级优良的企业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银行贷款、出口退税、政府采购、项目核准、工程招投标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不享受在财政贴息、担保和政府扶持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以及各项优惠政策。针对恶意拖欠和逃废金融债务、逃税骗税、骗保、商业欺诈、制假售假、拖欠职工工资等行为,选择重点开展年度企业失信专项治理行动,努力形成“守信经营光荣、失信害民可耻“的市场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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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1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27.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708.
[3]罗国杰.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华”与“糟粕”[J].道德与文明,2012(1):7、8.
[4] 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求是杂志,2012(1):3.
[5][6]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59-260、349.
[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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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18.
[11]秋石.认清道德主流  坚定道德信心[J].求是杂志,2012(4):11.
[13]温总理谈食品安全[N].羊城晚报,2011-4-29:B05.
[14]王跃春,李纯.脱缰的诚信[J].中国青年,2011(19):7.
[15][20]全林远,赵周贤.论当代中国的诚信建设[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6):25、24-25.
[16]王小锡.诚信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N].光明日报,2011-11-22.
[17]江金权.“诚信建设”刻不容缓[J].瞭望新闻周刊,2011:(11):7.
[18]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6.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学雷锋活动常态化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研究”(SK2013A144)和安徽省教育厅质量工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项目“高职‘概论’课专题式教学模式
改革研究”(2013szxm120)成果之一。
 转引自《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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